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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休战》陷“机翻”争议旋涡? 豆瓣“一星运动”揭开翻译者困境

来源: 中国新闻周刊 | 作者: 中国新闻周刊 | 时间: 2021-04-13 | 责编: 徐虹

文/傅婷婷

近日,一本新书《休战》陷入了舆论旋涡。豆瓣上有网友指出这本西班牙译著“机翻痕迹严重,糟蹋了Benedetti(原作者)的作品,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”,并打了两星差评。

对此该书翻译者回应:“‘机翻’属于职业道德问题,逐字逐句认真翻译,反复修改的书稿被说‘机翻痕迹严重’,感觉挺糟心的。我觉得这和‘翻译不好’不是一个概念,近乎人身攻击了。”

“机翻”是机器翻译的简称,一般指通过翻译软件进行翻译,与其相对的是人工翻译。评价某本译著为“机翻”则指翻译文本表达僵化,句子不顺畅,翻译者水平差,读者难以忍受。

事情后面的走向有点出乎意料。《休战》翻译者的一位朋友为其打抱不平,将一封举报邮件递到了上述豆瓣网友所在学校,校方找到该网友谈话,最后该网友发了一则“致歉声明”。

邮件举报行为引发了大家的愤怒,网友随后在豆瓣上掀起了对《休战》打分的 “一星运动”。目前豆瓣关闭了《休战》的评分,关于“机翻”的讨论也随之消失。

机翻争议

“机翻痕迹”就是“翻译差”的代名词吗?未必如此。

在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张卜天看来,翻译一部著作时,机翻可以作为翻译的底本。

“但是,用机器翻译之后,不改是不行的。假如机器翻译能替代80%,剩下20%就是考验翻译者的,一本书翻译得好坏,拼的就是这20%。”

  (张卜天,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。图/受访者提供)

张卜天曾主编并翻译12册《科学源流译丛》和18册《科学史译丛》等系列经典著作,其中半数以上在豆瓣获得9分以上评价。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:“有的读者一听说以机翻为基础会义愤填膺地觉得不可容忍,其实大可不必。技术发展到现在,有好的东西为什么不继承利用呢?别瞧不起机翻,市面上有一些译著,水平还不如机翻,有些错误机翻是不会出现的。”

翻译著作分为很多领域,普通读物的翻译,机器翻译是可以作为主要参考的。但是,一些需要极高文学素养和深度专业背景知识的原著,机翻连基础工作都没办法代替。

去年,张卜天开始翻译笛卡尔的《哲学原理》,原文为拉丁文。在对照两个英译本和一个德译本的翻译过程中,他留意到有一个词拉丁文原文为studio,两个英译本分别译成了 study(研究、学习)和efforts(努力、费力),德译本则译成了studium(研究、学习)。

为什么另一个英译本译成efforts(努力)呢?他于是查了拉丁原词的意向,发现译成“费力”才准确。按照原文语境,笛卡尔在讲人的天赋观念,是指“不费劲就能轻松拥有”的意思,张卜天分析道,“不通过费力就能得到”明显要比“不通过研究就能得到”更准确,译成“研究”就有些做作了。

这样的思考求证过程,机器翻译显然不能代替。

  (雷立柏谈传教士与儒家历史。图/中国新闻图片网)

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雷立柏(Leopold Leeb)是奥地利人,在母语德语之外,精通欢乐斗牛棋牌 -官网指定网站和英文,教授拉丁语和古希腊语,在中国生活与工作二十余年,对翻译有独到见解。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,诗歌、宗教领域的著作,就很难靠机器翻译:“如果没有知识背景,译作肯定很差劲。比如翻译古罗马的诗歌,如果没有学过西方的神话学,不懂意大利的地理、希腊的历史、英雄的传说,机器根本不知道怎么翻译。”

负责任的翻译者会使用机器,而不是被机器左右。而这样的翻译者本身就很少,很不好找。

翻译者难找

李霞从事学术出版工作多年,寻找翻译者对她来说虽然是多年来驾轻就熟的工作内容,但仍然常常出现找不到合适的翻译者的情况。

  (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》已出到850种。图/受访者提供)

在“汉译名著”系列工作中,商务印书馆采取的方法是,先找了解著作所属学科的学者,在此基础上再锁定通晓源语言的翻译者。如果著作学科专业性不那么强,在专业领域找不到翻译者,也会从通晓源语言的人中寻找合适的翻译者,但会要求翻译者了解专业翻译规范。

近年来,虽然翻译的“学术共同体”已经随着懂外语的翻译人才的增多而变大,但是寻找翻译者这一环节仍然存在很多问题。一个问题是,小语种的人才很少,在涉及到学科专门领域,能够找到的翻译者范围就更小。

另一个问题是,一旦译著涉及的学科冷门,专门研究者本来就少,在此前提下再找有语言基础且有时间的翻译者就更难。虽说有一些有英译本,但是从源语言翻译更准确,用最初版的语言进行翻译可以相对减少信息的误译和流失。

  (李霞,人类学博士,商务印书馆编审。图/受访者提供)

李霞所在的商务印书馆寻找翻译者的体系是行业内比较完善的,都常常找不到合适的翻译者,更别提其他出版社了。

前不久,李霞遇到一本研究中世纪基督教的译著,翻译者需要对中世纪宗教有足够的了解,同时还要懂拉丁文,这样的翻译者显而易见非常少。虽然这本书译著在整套丛书的规划里,即使出版社有很好的眼光引进,也只能暂时在尘封中等待合适的翻译者。

翻译者困境

翻译对翻译者的专业能力和态度都是极大的考验,为此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,但却很少能有与之匹配的回报。

大部分翻译者的稿酬很低,翻译成为了类似于公益行为的事件,翻译者多数靠兴趣爱好支撑,有钱有闲的又符合要求的才是翻译者的理想人选。

“文冤阁大学士”公众号的作者朱大学士就曾直言,二十多年来见过的译作中,过半英文不好,欢乐斗牛棋牌 -官网指定网站表达也差,中英文俱佳还肯来翻译书的是做“大慈善”:“因为无论从经济上,还是健康上考虑,翻译书对他们都是弊远远大于利的。身体倍儿棒、钞票倍儿多的,才应该是出版社重点开发的译者。”

翻译者的稿费机制有两种。一种是单次千字固定稿酬,另一种是版税制稿酬。单次稿酬是一次性买断,常见的稿酬范围是千字50到90元。版税制无基础稿费,翻译者按照书定价的5%-15%获得版税。比如,一本书定价50元,翻译者版税为10%,那么每卖出一本书,翻译者可取得5元的报酬。在出版社与翻译者的合作中,版税制成为了一个很好的选项。

对出版社来说,译著与非译著的关键区别在于,译著的国外版权占据很大一部分费用。李霞分析:“普遍来看,译著定价并不比非译著定价高,但成本上却多了国外版税,这部分常常占据定价的10%。”版税制让出版社和翻译者“利益共享、风险共担”,出版社不用一次支付大笔的稿酬,译著如果反响好、比较经典、长销,翻译者也能够拿到更大比例的回报。

  (张卜天部分译著。图/受访者提供)

如果是翻译小众冷门领域的作品,翻译者也可以选择一次性稿酬制。张卜天在最初翻译的二十多本科学史著作中,都只能选取一次性稿酬制,千字大部分在50-80元。一本30万字的译作,能拿到两万元左右的稿费。张卜天回忆当时的情况:“那时硕士博士在读,好在有一腔热情。能给我出书,跟大家分享,我就很满足了。有一台好一点的电脑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,就行了。那些辛苦已经不觉得了。”

虽然很多翻译者不会把稿费作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,但翻译一本书还会遇到其他障碍。

能够胜任的翻译者,有相当一部分在高校担任教职。在学术评价体系中,大多数情况下,纯粹的译作不是评职称所规定的学术成果种类。李霞在寻找翻译者的过程中发现,很多翻译者当时更紧迫的任务是完成学术论文和专著数量,因此不得不把翻译工作往后放。

即使是对于在学生时代已经有很多优秀译著出版的张卜天来说,他也要一边满足在大学任教的相关考核标准,一边专心踏实地投入翻译工作。

如今,热爱翻译工作的张卜天仍然觉得,只要没人打扰他,能让他好好地翻译一本喜欢的书,就如同放假过节了。

但是有一些现象令他感到不平:“有的出版商出的译著质量很差,但经过抖音、微博、公众号带货,很差的书也能卖得很好。许多读者买了也不怎么看,而且没有能力判断质量。”

翻译对于一个文明的进步和传承,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。正如美国诗人、文学评论家埃兹拉·庞德(Ezra Pound)所说:“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,必是一个伟大的翻译时代。”

现在翻译者的困境却显而易见,低稿酬、译著难以参与到学术评价体系、出版市场营销不与译著质量成正比。大部分翻译者的成就感只能靠自己在精神层面寻找。

  (雷立柏编写辞典书影。图/受访者提供)

雷立柏(Leopold Leeb)说:“我喜欢翻译,因为翻译强迫你把一本书从头到尾一句一句地读,一句一句地懂。翻译完这本书后,这本书就变成你的了。这就是翻译的快乐。”

在雷立柏(Leopold Leeb)看来,好的翻译会唤起读者对原文的兴趣,是对语言的反省,也是对历史的传承。好的翻译能让读者产生多学几种语言的欲望。“荷兰的高中生,必修五门外语,在荷兰语之外,还要学习德语、法语、英语、拉丁语、西班牙语。在中国也应该强调,不要满足于学习英语。比如,从译成汉语的英文或者德文入手,会发现其中很多来自希腊语、拉丁语,有更深层的意思,这段历史了解起来就变得立体、有脉络。”

前不久微信公号谷雨实验室的一篇文章《文洁若:93岁,独自老去》中写道:“如果以稿费来计算的话,作为中国最杰出的翻译家之一,她的稿费是千字80元,这一天8小时的翻译,一共收入32块。”

“算钱就没意思了。”这位93岁的翻译大家这样回应。